当前，“去产能”被确定为2016年我国经济任务之首和工作主线。在能源领域，产能过剩也较为严重。2015年大宗商品（产业链上游）和能源相关的电力、煤矿、钢铁、石化加工、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产业链上游）主要行业都出现了25%-30%的过剩产能。从需求侧看，中国的能源和大宗商品需求及增速在2011年前后达到顶峰，许多行业的增长都接近10%，2012年表现略差，2013年需求出现轻微反弹，2014年需求增速则大幅度下降，直至2015年，许多行业出现负增长。

　　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的逻辑其实比较简单：2011年前后的高增速导致了高投资，经济高增速通常带来需求高涨的预测，而产能大幅扩张就是按照需求增速持续推高的预期来进行投资的，一旦出现低需求增长，产能过剩便不可避免。事实上，2011年没有谁会预测到2015年的煤炭增速为-4%。

　　严重产能过剩的直接后果是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煤炭价格继2014年大跌后，2015年又下跌近30%，量价齐下导致企业财务恶化，能源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少有两方面的直接影响：

　　一是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投入，这些产品的价格暴跌加剧了经济疲弱的风险。工业出厂价格近4年连续下降，而能源上下游煤炭、石油、石化、钢铁、铁矿石这五大行业对整个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的贡献占70%以上。

　　二是大部分相关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出现普遍亏损。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同比大幅下降，行业亏损面达到90%以上。能源下游行业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面也达近50%。

　　去产能的难度想必已经领教过了。“十一五”以来，政府多次强调要化解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但产能似乎越做越大。比较近的例子是煤炭行业，近三年来煤炭去产能成为行业发展的普遍共识，但今年的煤炭产能却可能比三年前还要大。地方保护主义和“僵尸”企业显然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企业可以“僵尸”，显然有其复杂和困难的背景，而解决这些背景性问题则是去产能的关键。

　　首先，中国的产能过剩大多集中在高耗能基础设施相关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这些行业对GDP的刺激作用往往非常明显。当这些高耗能行业处于上升期时，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政策优惠招商引资，比较容易获得更快的GDP增长和更多的税收及就业增长，高需求增长又反过来刺激了这些行业投资的“大干快上”。而当此类行业发展下行时，地方政府可能同样为了稳增长、保税收和就业而不得不积极维持这些行业尽可能不减产。第二，在需求下降和价格走低时，对企业自身而言，维持生产还能获得必须的现金流，避免破产清算。而“僵尸企业”退出面临的诸如职工安置、负债和不良贷款等难题，也将让地方政府和相关金融系统望而却步。所以可以预见，即使有政策支持，去产能也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去产能是“很花钱”的过程，需要职工分流和就业再教育，以及去产能相关的庞大费用。除了政府基金和政策支持，只有较好的企业财务状况才可能真正使去产能顺利推进，而通过减少供大于求的缺口和降低供需矛盾的预期才能支撑价格，比较好的价格才有比较好的企业财务状况。减少供大于求的缺口和降低供需矛盾的预期需要提高需求，这也是一种更现实的加速市场出清的选择。此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过产能过剩，但问题没有今天这么突出，区别在于对需求增长的预期，比较弱的预期会抑制价格。也需要通过增加需要来转变预期。

　　如果能源需求持续下滑，供需缺口将长时间无法缩小，价格难以维持，企业财务进一步恶化，去产能将更加复杂困难。所以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在供给端“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通过并购重组等手段，将社会资源和市场空间留给较好的企业；另一方面，产能过剩是相对需求而言的，提高需求来消化产能短期更有效。采用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源上游企业的有效需求，或至少减缓需求进一步下滑，政府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是加快能源供给侧改革，包括能源体制和价格改革，能源国企管理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离，进而让企业可以更加市场化和灵活地去产能。

　　其次，通过“一带一路”增加国际市场的产能合作机会。对于火电、钢铁、石化、玻璃、电解铝等高耗能产业的过剩产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在中长期消化产能。虽然无法解决目前过剩行业的“燃眉之急”，但比较积极的“一带一路”措施可以提高行业景气预期。由于目前大规模过剩产能多存在于高耗能和基础设施建设行业，“一带一路”相关的西部和南部周边地区大多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基础设施薄弱且缺乏投资资金，政府可以支持国内多个基础设施相关过剩产业进行横向联合，整装编队参与“一带一路”。

　　第三，由于过剩行业产能和消费量占全球产能和消费量的50%，即使是采取积极的“一带一路”措施，也仍难以消化如此庞大的产能，因此，短期内仍需主要通过积极增加国内能源需求的办法，缓解供求失衡问题。

　　事实上，中国依然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存在巨大空间。当然，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加剧地方政府本已严峻的财政压力，但是其意义更在于转变预期，可以争取时间，避免需求侧短期内过快下滑而导致能源企业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即通过恢复行业景气度以时间换空间，在企业维持较好财务状况的背景下，有的放矢、相对有效地推进过剩产能的兼并重组等供给侧改革。

来源：《中国能源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