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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去产能”被确定为2016年我国经济任务之首和工作主线。在能源领域,产能过剩也较为严重。2015年大宗商品(产业链上游)和能源相关的电力、煤矿、钢铁、石化加工、水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产业链上游)主要行业都出现了25%-30%的过剩产能。从需求侧看,中国的能源和大宗商品需求及增速在2011年前后达到顶峰,许多行业的增长都接近10%,2012年表现略差,2013年需求出现轻微反弹,2014年需求增速则大幅度下降,直至2015年,许多行业出现负增长。

  作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产能过剩的逻辑其实比较简单:2011年前后的高增速导致了高投资,经济高增速通常带来需求高涨的预测,而产能大幅扩张就是按照需求增速持续推高的预期来进行投资的,一旦出现低需求增长,产能过剩便不可避免。事实上,2011年没有谁会预测到2015年的煤炭增速为-4%。

  严重产能过剩的直接后果是产品价格大幅下跌。煤炭价格继2014年大跌后,2015年又下跌近30%,量价齐下导致企业财务恶化,能源产品价格持续下跌至少有两方面的直接影响:

  一是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投入,这些产品的价格暴跌加剧了经济疲弱的风险。工业出厂价格近4年连续下降,而能源上下游煤炭、石油、石化、钢铁、铁矿石这五大行业对整个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下降的贡献占70%以上。

  二是大部分相关企业财务状况恶化,出现普遍亏损。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煤炭企业利润同比大幅下降,行业亏损面达到90%以上。能源下游行业的大中型钢铁企业主营业务亏损面也达近50%。

  去产能的难度想必已经领教过了。“十一五”以来,政府多次强调要化解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但产能似乎越做越大。比较近的例子是煤炭行业,近三年来煤炭去产能成为行业发展的普遍共识,但今年的煤炭产能却可能比三年前还要大。地方保护主义和“僵尸”企业显然是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企业可以“僵尸”,显然有其复杂和困难的背景,而解决这些背景性问题则是去产能的关键。

  首先,中国的产能过剩大多集中在高耗能基础设施相关行业,属于资本密集型,这些行业对GDP的刺激作用往往非常明显。当这些高耗能行业处于上升期时,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政策优惠招商引资,比较容易获得更快的GDP增长和更多的税收及就业增长,高需求增长又反过来刺激了这些行业投资的“大干快上”。而当此类行业发展下行时,地方政府可能同样为了稳增长、保税收和就业而不得不积极维持这些行业尽可能不减产。第二,在需求下降和价格走低时,对企业自身而言,维持生产还能获得必须的现金流,避免破产清算。而“僵尸企业”退出面临的诸如职工安置、负债和不良贷款等难题,也将让地方政府和相关金融系统望而却步。所以可以预见,即使有政策支持,去产能也将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去产能是“很花钱”的过程,需要职工分流和就业再教育,以及去产能相关的庞大费用。除了政府基金和政策支持,只有较好的企业财务状况才可能真正使去产能顺利推进,而通过减少供大于求的缺口和降低供需矛盾的预期才能支撑价格,比较好的价格才有比较好的企业财务状况。减少供大于求的缺口和降低供需矛盾的预期需要提高需求,这也是一种更现实的加速市场出清的选择。此外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曾多次出现过产能过剩,但问题没有今天这么突出,区别在于对需求增长的预期,比较弱的预期会抑制价格。也需要通过增加需要来转变预期。

  如果能源需求持续下滑,供需缺口将长时间无法缩小,价格难以维持,企业财务进一步恶化,去产能将更加复杂困难。所以需要双管齐下,一方面在供给端“多兼并重组、少破产清算”,通过并购重组等手段,将社会资源和市场空间留给较好的企业;另一方面,产能过剩是相对需求而言的,提高需求来消化产能短期更有效。采用政策支持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能源上游企业的有效需求,或至少减缓需求进一步下滑,政府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是加快能源供给侧改革,包括能源体制和价格改革,能源国企管理改革,真正实现政企分离,进而让企业可以更加市场化和灵活地去产能。

  其次,通过“一带一路”增加国际市场的产能合作机会。对于火电、钢铁、石化、玻璃、电解铝等高耗能产业的过剩产能,“一带一路”战略可以在中长期消化产能。虽然无法解决目前过剩行业的“燃眉之急”,但比较积极的“一带一路”措施可以提高行业景气预期。由于目前大规模过剩产能多存在于高耗能和基础设施建设行业,“一带一路”相关的西部和南部周边地区大多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基础设施薄弱且缺乏投资资金,政府可以支持国内多个基础设施相关过剩产业进行横向联合,整装编队参与“一带一路”。

  第三,由于过剩行业产能和消费量占全球产能和消费量的50%,即使是采取积极的“一带一路”措施,也仍难以消化如此庞大的产能,因此,短期内仍需主要通过积极增加国内能源需求的办法,缓解供求失衡问题。

  事实上,中国依然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中小城市和乡镇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依然存在巨大空间。当然,基础设施建设可能加剧地方政府本已严峻的财政压力,但是其意义更在于转变预期,可以争取时间,避免需求侧短期内过快下滑而导致能源企业财务状况进一步恶化。即通过恢复行业景气度以时间换空间,在企业维持较好财务状况的背景下,有的放矢、相对有效地推进过剩产能的兼并重组等供给侧改革。

来源:《中国能源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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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伯强

林伯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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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经济学博士(Santa Barbara)。现任闽江学院新华都商学院副院长、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2008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研究和教学方向为能源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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