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美国“页岩气革命”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为其实现“能源独立”提供了可能性和广阔前景。2013年美国页岩气产量接近3000亿立方米，而2013年中国天然气总消费量仅仅为1676亿立方米。2010年美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首次降到50%以下，2012年美国国内原油产量已能够满足国内83%的能源需求，2013年美国一次能源自给率达到了83.7%。

　　一个国家的能源独立，并非指国家所有的能源消费都自己生产满足，而是国家能源对外依存可控，其宏观经济、社会稳定和外交政策不为能源依存所左右。IEA预测，至2035年，美国将成为天然气净出口国，石油进口可能降低到30%以内，此时美国“能源独立”可以基本实现。

　　实际上，页岩气支持下的美国“能源独立”初见成效。美国能源价格，尤其是天然气价格持续下降，其降幅与2008年相比已经超过了80%。这一价格趋势至少已经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其一，优化了(清洁化)美国电力供应结构，降低了美国发电成本;其二，能源成本的下降助推了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缩小了中美制造业成本差距，对其经济稳定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浮现六大战略性潜在影响

　　这种局面虽然有待进一步观察，但其趋势可能对我国能源安全产生几个方面的潜在影响：

　　其一，影响中国主要油气进口国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稳定。

　　随着美国“能源独立”的逐渐实现，美国一方面可能会松动以往对中东产油区“维稳为主”的基本战略，进而使中东未来局势更加动荡;另一方面可能会加大对伊朗和苏丹等美国眼中的“问题国家”，但同时也是中国重要石油进口国的制裁和打击力度。上述两方面都会给中国能源安全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并导致中美在部分国际问题(如伊朗核问题等)上的战略冲突。

　　其二，削弱中国能源进口通道的安全性。

　　在世界六大石油运输咽喉要道中，中国能源进口至少严重依赖其中两个：霍尔木兹海峡与马六甲海峡，且目前这种依赖有增无减。美国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维持着上述通道的安全，这意味着中国的能源生命线严重依赖于美国的政治和军事保障。随着美国“能源独立”和对上述通道依赖程度的下降，美国维持这些通道的“可靠性”努力值得怀疑和警惕。

　　其三，强化中国应对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脆弱性。

　　美国“能源独立”对国际能源价格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可能会强化美国对国际能源价格的控制，主要体现在美国将增加对国际油气市场的供应;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减弱美国对国际能源价格的控制，主要体现在美国越来越依赖国内能源供应，从而忽视维护国际能源市场稳定，甚至有意利用国际油价的不稳定。上述两个方面都意味着中国将越来越暴露于国际油气市场波动风险之中。

　　其四，增加中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压力。

　　美国借助页岩气，近年来已经成功地减排大约3亿吨的二氧化碳，其趋于清洁化的能源消费结构将使美国有条件更积极面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在气候变化谈判领域，美国强调“共同的责任”，而中国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原则。这一根本分歧将会随着美国“能源独立”而得以强化，使中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尚未完成时，就面临更加紧迫的大气污染减排问题。

　　其五，“亚太再平衡战略”恶化中国周边安全环境。

　　历史上，由于美国对国际油气资源的严重依赖，其大量军事和外交资源用于维持国际油气资源的供应和价格稳定上。美国“能源独立”使其有更充足的资源和更多的灵活性投身于“亚太再平衡战略”。可以预期，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推进，维护周边安全将牵制中国更多的经济和外交资源，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带来负面影响。

　　其六，“再工业化”战略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出口产生负面影响。

　　美国“能源独立”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国内油气资源价格尤其是天然气价格迅速下降，并带动整体能源成本的持续下降，为其推进“再工业化”战略提供了较低成本的能源动力。据调查，已有相当多的美国跨国公司表示有意向或已经将生产车间由中国转回美国。

　　中国应对策略方向

　　为应对这些潜在的影响，相关决策部门可以考虑从六个方面加快着手应对策略的布局：

　　制定应对方案和完善能源安全战略。

　　当前，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不完整、不统一，在实践中也多变、易变。建议评估美国“能源独立”的潜在影响和借鉴美国经验，制定应对方案和完善能源安全战略(包括具体的能源规划和路线图)，并将能源安全上升为国家法律。

　　可考虑制定国家能源安全法，涵盖基本框架、政策目标、政策重点和政策工具、措施和手段等，在综合已有法律法规(如清洁能源法)的基础上，吸收相关政策措施，如石油战略储备制度、能源进口多元化、能源国际合作等。

　　坚持国内节能减排和拓宽国际油气资源渠道“两条腿走路”。

　　一方面，将节能减排由政策上升为基本国策，使各级政府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扎实做好节能减排;另一方面,中国需要尽快拓宽国际油气资源来源渠道。最近，中俄签署的天然气协议是中国天然气进口多元化的重要一步，基本完成了中国天然气通道的“四角战略”(西北、西南、东北及海上(LNG)通道)。本文来源：瞭望观察网

　　然而,在拓宽国际油气资源来源渠道的过程中，很难避免与美国利益的交汇和融合，为了尽快完成中国国际油气资源来源渠道的布局,需要争取时间。因此，要尽可能防止在寻找油气资源中和美国发生冲突。

　　坚持能源企业“走出去”并运用市场机制，构建我国能源安全市场化体系。

　　与拓宽国际油气资源来源渠道相配合，海外“份额油”是中国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导致中美能源冲突的矛盾点，事实上并非所有的“份额油”都会运回中国。中国应强化能源企业“走出去”的商业色彩，并构建和创新多种能源合作模式，在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主导地区拓宽中国“走出去”战略的空间。

　　同时，国内要加强市场机制安排，打破油气垄断、支持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走出去战略、扩大油气资源开采中的金融支持等，通过市场方式提高中国能源安全。能源“走出去”战略，还应该包括深化合作双方的利益共享机制，既可以降低风险，又可以避免落下“资源掠夺方”的口实。

　　开展积极有为的能源外交。

　　可以考虑设置能源事务协调的常设机构，强化能源安全中的事前预防和事后处理能力。同时，将能源外交纳入外交部的核心工作任务之一，通过外交手段，尤其是与能源输出国发展良好、稳定的关系等来降低能源安全风险，同时也为能源企业“走出去”铺路搭桥。

　　强化中国能源政策的国际宣传，通过利益共享、关注环境等友善行为破解国际社会对中国能源“走出去”的防范、误解和“攻击”。发展多层次的能源合作关系，根据对中国能源安全重要程度的不同，与供应国设置层次不同的能源对话和合作机制。

　　有效的能源外交不能就能源论能源，应在能源合作中注入经济、文化、环境、民生等合作方感兴趣的内容，提升能源合作的可靠性。而对不稳定的油气供应国，在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与国际社会积极合作，同时运用中国特有优势提出更为具体、可操作性外交手段，展现负责任、有所作为的大国形象。

　　积极研究和落实中美能源合作，减少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

　　中美两国在能源领域的对话和讨论渠道较多，但实际措施较少，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双方在能源安全问题上的猜忌、怀疑和误解。应着力促成两国在具体实施层面的合作。例如，如果美国同意采取实际措施鼓励本国能源公司与中国公司开展战略合作，中国可以考虑更多地向美国公司开放极具潜力的国内下游市场。又如，在页岩气开采方面，中国可以考虑适当放宽市场准入、提高美国公司的利益分享，吸引美国资金和技术进入中国页岩气市场。

　　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和具体措施使中美能源关系建立在相互依存的基础上，可以减少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有助于提高中国的能源安全。要重视中美能源技术合作和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合作机遇，目前中国政府为改善环境质量的努力和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是一致的，中美两国在能源和环境领域的合作将使两国乃至国际社会都受益。

　　考虑加入国际能源安全领域的多边合作机制。

　　目前，美国正努力把中国纳入致力于应对地区和全球性资源挑战的论坛、研讨和国际机构中。但中国的策略似乎更多的是参与和协调，而非制度上加入。事实上，加入多边合作机制，并履行其中的相关承诺，主动积极介入国际能源对话和能源多边合作机制安排，有助于消除美国等西方国家在能源安全问题上对我“单边能源外交”的疑虑和猜忌，也有助于我更及时掌握美国和其他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的能源外交动态，以及缓解美国因素的负面影响。当然，在国际重大安全机制安排上，应仔细考量利弊，确保不伤害国家利益。

来源：《瞭望》